我的感觉是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团结的新的主权意义，如果我们是相互依赖的，那我们就不能把主权作为一个绝对概念理解，不应该仅仅限于一个国家。
那么随着新的转变，就有很多新的技术创新工作需要紧紧跟上。共有来自于美国、巴西、日本、德国、中国、亚行的六位专家进行演讲，另外还有六位专家作为论坛的嘉宾，对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上午讨论一共针对四个问题。
既要解决技术问题、经济问题，又要联系到基础设施问题。随着传统产业的结构发生变化，能源供应不上了，我们其他的经济结构是不是也产生变化呢？回答是肯定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出路在哪，其中重要出路之一就是技术，我们谈的技术不是简单对一个产品的开发或者某一个环节的技术，讲的是技术链，这个技术链包括研发阶段也包括产业链各个环节，同时也包括市场链。在亚行代表专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到，在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之后，他们也总结了很多传统的绿色、环保、适用的技术开发，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要注重自己的传统技术。第一个问题是能源危机，第二是技术出路，第三技术与经济的结合，第四国际合作。
以下为发言实录：刘燕华：尊敬的主席各位专家，请允许我代表第四组汇报一下第讨论情况，第四组的题目为低碳能源创新与技术转让。第三个结论讨论的是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我们认为目前低碳能源技术在经济的可行性之所以实施的不太好，可能有一些基本障碍。4月13日开幕的首届森林科学论坛——森林应对自然灾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蒋有绪在题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林业》的特邀报告中指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已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付出也将十分巨大，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林业还可以做得更多。保护碳贮存即保护现有森林生态系统中贮存的碳，减少其向大气中的排放，主要包括减少毁林、改进采伐作业措施、提高木材利用效率以及更有效的森林灾害（林火、病虫害）控制。蒋有绪最后对我国林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出以下建议：提高各级林业部门，特别是决策人员的气候变化意识。蒋有绪说，应对气候变化林业可以做的还有保护碳贮存和采取碳替代措施。
20年来，我国每年植树造林40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80年代的12%提高到现在的20.36%。2007年9月8日，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四项建议，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
加强森林火灾的预防和防治。同时，我国森林目前的单位蓄积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农积极性提高，我国林地经营水平也会提升。认真审视与进行林权制度改革，促进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中国森林恢复。制定和实施与林业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法规。
加强中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增加林业投入。据估算，1980年～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吸收二氧化碳30.6亿吨，森林管理累计吸收二氧化碳16.2亿吨。保护碳贮存与适宜促进碳替代，发展林业的碳经营。
到2020年全国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经过努力也可以实现。加强森林与气候方面的科学研究。
目前，我国林业用地中有林地只有60%，在未来通过退耕还林、矿山废弃地复垦、石灰岩治理恢复等，森林面积再增加仍有潜力这份报告总结了加拿大在国家、省、市等各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称加拿大正在朝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正确目标迈进。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的估计，发达国家到２０２０年的减排目标应达到在１９９０年基础上减少２５％至４０％，才能避免全球变暖至危险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提出的要求则是至少减排４０％。加拿大环境部长吉姆·普伦蒂斯评价这份报告时称，加拿大在减排方面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排放量减少更坚定了政府实现在２０２０年使排放量在２００５年基础上减少１７％的目标的决心。加拿大政府１５日发表了一份关于加拿大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报告，称加拿大２００８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前一年减少２．１％，比过去５年的平均值减少０．８％。报告说加拿大过去５年在减排方面投入了约６０亿加元（１美元约合１．００２３加元）资金，用于绿色技术和节能产品的研发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结构调整目前每天耗费在伊拉克的军事开支仍达数十亿美元，同时还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恐怖主义的不断威胁，使美国国内社会经济付出巨大成本，国家利益受损。第二，在气候变化应对问题上变消极为积极，在经济上重获其领先的竞争力优势。
法案显然从政治的角度认为，一旦恢复能源供应的主动权，也就自然可以获得解决众多国际问题的主动权，从国际冲突中摆脱出来。一旦出了国门，无法再进行内部消化，势必影响到传统的国际贸易体系。
为此，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保障能源供应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动用了一切可动用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资源，尽管也在数十年的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实际上成效并不显著。如果届时能真正完成，将对全球减排作出很大贡献，就此而言，这是一个从消极转向积极的信号。
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题为《气候法草案推动低碳的美国？》的文章，摘编如下：美国东部时间５月１２日下午，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克里和康涅狄格州的无党派参议员乔·利伯曼，正式联合对外公布一再延迟推出的《美国能源法案》的草案版本。美国在气候变化应对问题上，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希望借此重获经济上的领先地位。
这是继去年６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又称众院版气候法案）后，历时近１年后参议院提出的气候变化法案。这相当于美国将通过其国内立法，重设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规则。最重要的原因是被动性的外部进口政策代价过高，不仅牺牲了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里，美国在能源供应上的利益取向，越来越与其核心价值观的利益取向严重冲突，也就是在获取能源的同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核心价值观。法案草案再次肯定了美国政府在２００９年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减排承诺，也就是到２０２０年在２００５年基础上减排１７％，到２０５０年减排８０％，这相对于布什政府的气候政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开始反思其传统的外部能源供应政策，力图改变继续高度依赖外部能源供应的被动不利局面，以主动的姿态来再造能源供应格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和考虑：第一，在能源供应上变被动为主动，继续维护其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总体而言，美国参议院此次提出的气候法案草案，是美国实现低碳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但其背后仍关涉到美国国家利益的发展需要，其中对于安全、经济和竞争力等方面的考量，尤其值得关注，该法案的后续发展及其影响我们将进一步拭目以待。如果这一方案得以最后通过的话，就意味着在美国国内生产的所有商品，只要其隐含的能源消费以及碳消耗指标超过其配额部分，就必须承担附加的成本，这一成本在美国国内是通过转移机制进行消化的。
正如法案草案一开始便在首页声明：本法案致力于确保美国未来的能源供应，为美国清洁能源的生产、大幅减少污染排放、创造就业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提供有效激励。不同于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的总量控制与排放权交易制度，此次法案的总体思想是在不影响社会福利的基础上，对碳排放指标实施许可证拍卖的制度，也就是对碳指标设置一个价格。
第三，在低碳经济发展上，意图重设国际规则，反制碳高排放国家的发展。届时作为碳排放大国的中国、印度等，尽管已发展出一定规模的清洁能源产业，相对于庞大的传统高排放产业而言，整体上国家仍将承担沉重的碳指标购买成本，从而减缓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此次两位参议员所提出的气候变化法案草案与以往法案一样，仍是重点立足于美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侧重解决美国的安全、经济和竞争力等问题。因此，此次气候法案的另一个核心思想，便是发展新能源经济，重获新经济增长的竞争力，通过对清洁煤炭、天然气、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全面开发利用，推进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清洁利用，赢得低碳经济时代的竞争力优势。
届时在强势的美国经济面前，国际社会不可能单方面地让美国社会承担减排成本，就必然出现对等的减排机制，也就是对所有国家的相关商品，都必须征收等额的碳指标购买成本。美国是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能源供应，尤其是石油高度依赖外部进口，联邦政府的能源供应政策较为被动。
经过二战以来的多年繁荣发展之后，美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包袱在日益加重，经济上的优越感使得整个社会有些裹足不前，前进动力有所下降，实体经济部门不断外移，产业萎缩，虚拟金融部门则高枕无忧。因而，贯穿整个法案的一个核心思想，便是能源供应的自给化，实现最大程度上的自给自足，这无论是从清洁能源的利用，还是海上油井的开发上都可见一斑。
法案提出，不同条件下从较低的１２美元／吨到较高的２５美元／吨，然后再通过各种分配机制，将碳指标拍卖所得返还给消费者，最终从美国消费群体来看，实质上是进行了一次收入再分配。在美国无法进行妥协，以及市场也无法自行调节这种矛盾的情况下，政府就得投入军事力量来进行施压，其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